人工智能對傳統刑法的挑戰
信息社會、大數據時代正在全面鋪開，網絡社會加速形成，開始深度影響人類社會生產生活。而今，基于信息網絡技術形成的人工智能，m.twshmhelmet.com，已處在下一個互聯網時代的風口浪尖，對人類生產生活與交往方式產生顛覆性影響。
社會形態的大變革，使法律制度作為人類社會文明的產物，面臨人工智能的極大挑戰。刑法是社會控制的手段，正在被純粹物化，庫卡機器人，成為智能時代與智能人統治與駕馭人的制度工具，侵蝕傳統刑法體系中人的主體性。同時，具有超人類屬性的人工智能隱藏不可估量的重大制度性風險，甚至直接危及人類的自身安全與主體地位。現行刑法制度的社會基礎、存在意義、任務安排、功能設定等內容，可能正在經歷一場裂變，逐漸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社會與刑法。為此，當代刑法應作出敏銳的理性回答。
人工智能與傳統刑法的裂變場域
人工智能時代絕非紙上談兵。智能量刑、智能刑法運行體系等個別性的刑法蛻變跡象相繼出現，初步揭開了智能時代下當代刑法何去何從的面紗。
（一）智能量刑系統的探索前景。電腦量刑一度備受關注，我國不少地方司法機關也在試驗電腦量刑系統。在人工智能時代，借助大數據流量與智能算法，用鼠標點擊出自動化判決，正在超越法律經驗與人腦智力之間的技術壁壘，成為解決量刑規范化的技術嘗試，是電腦量刑的智能升級版。
2016年10月，歐洲科學家打造出人工智能法官，可以輔助量刑。2017年7月，我國國雙檢察院線產品推出定罪量刑輔助系統。根據給定資料、結合法律法規和既往案例，自動推送定罪和量刑建議。人工智能為量刑規范化注入智能力量，智能化甚至可能成為量刑公正的新評價標準。
網絡智能犯罪形態仍在增量，智能量刑系統的市場需求也將擴充，智能量刑時代或將到來。但難題在于：如何借助智能技術，將人類語言、思維、經驗等法律知識，遵循人類社會信賴的公正標準與要求，通過自動解碼，將網絡語言轉換成可以人類識別的電子信息。否則，智能量刑背后的技術暗箱操作與流水線生產方式，隱藏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
（二）智能刑法運作體系的孕生。得益于司法數據公開等得天獨厚的優勢，人工智能+法律的應用井噴不止。在法律檢索、法律文件審核、法律咨詢等方面，人工智能催生的法律科技正攪動法律服務市場，其中，智能刑法運作體系已走在前端。2016年，世界上首位人工智能律師（協助展開法律研究的人工智能律師）ROSSIntelligence橫空出世。我國也正在探索智能（智慧）檢務、開發智能律師系統、設立智能法院、開發智能刑事辦案系統。
當前，人工智能系統+刑法應用系統作為輔助手段，不僅可提高效率與準確度，也可通過屏蔽人情、關系等案外壓力使司法判決更符合邏輯與法條本意。但其難點在于：（1）計算機語言與人類自然語言的無縫對接，如果計算機語言無法轉變成人類自然語言的形式，刑法的智能化意義不大。（2）智能系統如何按照人類的思維與情感等要求定罪量刑，而非單純按照系統設定或通過學習得出標準答案，真正實現定罪量刑的智能化。（3）對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必要且有效的監管，使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具有可視化與可知性，避免技術暴力。（4）對人工智能系統控制的數據、信息等進行保密，規范數據的采集、提供、存儲、使用等行為。（5）明確智能法律體系的法律職業人資質問題，如是否需參加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法律職業等級認定、司法責任制等。
（三）無人駕駛與交通事故犯罪的胎變。無人駕駛技術（汽車）是當前最成熟的應用領域。這對傳統交通事故犯罪的影響有：一是人已不實質參與駕駛行為，人作為駕駛主體虛化。人退居二線，使刑事責任主體無從可尋，無行為則無犯罪原則失靈。二是基于允許的風險而作出的風險分配責任體系，在智能駕駛環境下失靈。畢竟查證無人駕駛汽車的主觀罪過是技術上的偽命題。一律追究智能服務提供者的刑事責任，是將技術作為替罪羊的倒退，是過度依賴替代責任的偏執之舉。
在智能駕駛時代，交通肇事罪的行為主體由人全部變成潛在的被害主體，導致傳統的肇事者消失，一并殃及刑事歸責與制裁環節，但完全轉嫁到智能技術或智能汽車提供商顯失公平。同時，人脫離具體的駕駛行為，危險駕駛人在一定范圍已不存在，而完全是智能機器的行為，危險駕駛罪的立法基礎可能隨之動搖。單純作為允許的風險對待，雖符合技術中立的導向，KUKA機器人電路板維修，卻縱容過高的刑法風險，忽視被害人的利益保護。為此，應明確智能汽車的使用者、所有者、提供者、制造者的責任歸屬與分配問題，而不應由某方單獨承擔替代責任。
（四）智能醫療與醫療事故犯罪的虛化。在智能醫療技術背景下，對醫療事故罪這一典型的業務過失犯罪而言：嚴重不負責任的醫療主體可能不是具體的醫務人員，而是智能技術或智能機器人，責任主體出現模糊化；智能醫療技術內在的不確定風險是新變量，嚴重不負責任與醫療事故之間因果關系的認定更難，運用傳統的因果關系可能失效。與此同時，醫療系統加速高度智能化，使醫療人員的主導地位相對下降，智能醫療行為的可替代性增強，法定醫療主體的身份專屬性迅速下降，直接沖擊非法行醫罪的立法基礎。是否取得特定醫療職業資格的主體身份專屬性明顯淡化，智能醫療業務過失作為犯罪的處罰條件升高，智能人的醫療行為與醫療過失事故之間的證明難度遞增，使非法行醫罪規制難以有效介入智能醫療業務過失行為。
（五）智能創作與著作權犯罪的調試。據報道，人工智能機器人已經可以自主創作作品，包括譜寫流行歌曲、撰寫小說、電影劇本、繪畫和生成詩篇和散文等。這使人是法定著作權主體的常識遭遇質疑。對于智能機器人作品的版權問題。有觀點認為，智能機器人遠未達到人的創作能力，無法取得著作權，可以參照職務作品或雇用作品的規定，由創制機器人的人享有和行使。另有觀點認為，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仍是應用算法、規則和模板的結果，不能體現創作者的獨特性，不能被認定為作品。
智能機器人可以獨立創作，使權利主體、權利形態、權利使用方式等發生變動，沖擊傳統著作權犯罪的立法基礎。比如，被害人可能是智能機器人，犯罪對象包括智能作品，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構造迥異，智能作品被侵害的危害樣態及評價標準趨于電子化。這將倒逼著作權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網絡化調整。
人工智能與刑事歸責原則
在人工智能社會中，人與人類社會極可能面臨重大挑戰。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人在社會有機體中的責任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等社會倫理觀或將修正。智能機器人如何兌現自我擔責、何者可以對智能人依法歸責、智能社會的歸責意義等更無從談起。人工智能引發傳統倫理觀的變更，對刑法的滲透與侵蝕也將進一步動搖刑事歸責體系。